Tang‑Yu Life|棠宇生活筆記

庭園與照護

庭園完成以後

杉山龍與一座庭園如何繼續存在

一座庭園完工以後,真正困難的工作才開始。

樹會繼續生長,光線會改變,原本被設計好的視線與空間,也會在時間裡慢慢偏移。

我第一次在溫哥華的 UBC 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見到杉山龍時,他正在逐一查看枝條,再仔細下剪。後來我們保持聯絡,他寄來一篇自己參與撰寫的研究論文,談庭園如何影響人的觀看與感受。讀完以後,我才重新理解那天看到的修剪。

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的池水、橋與樹木
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是一件持續生長的作品;它的保存,依賴長期觀察、判斷與傳承。
本文段落

Curator 面對的是一件活的作品

杉山龍畢業於千葉大學園藝學部,並在研究所完成環境計畫學的學業。進入造園公司工作多年、移居加拿大後,他於 2010 年接任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的 curator。[1][2]

第一次知道杉山龍的職稱是 curator 時,我覺得很特別。這個詞通常讓我想到博物館與美術館,很少想到庭園。

他曾在千葉大學的訪問中說明,庭園 curator 是具備專業知識的綜合負責人。庭園往哪一個方向發展、哪些植物需要更換、維護工作如何安排,都需要從長期管理的角度作出判斷。[1]

博物館裡的 curator 面對收藏與作品;庭園的 curator 面對的,則是一件持續生長、老化,也會受到氣候、病害與人為使用影響的作品。

Curator 這個職稱用在庭園上很準確。

一般人想到庭園維護,往往先想到修剪、除草、掃落葉與清理水池,也就是 maintenance。杉山龍則曾用 foster 形容這份工作。這個字有培育、促進生長的意思,確實貼近庭師面對一座活的庭園時所做的事:不是把它固定在完工那一天,而是理解原有的設計,順著植物、氣候與時間的變化,幫助它繼續長成。[3]

從森歡之助到杉山龍

這座庭園是為紀念新渡戶稻造,以及他促進日本與加拿大交流的貢獻而建。[4]

這裡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連結。

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的設計者森歡之助,同樣出身千葉的園藝與造園教育。他是千葉高等園藝學校第三屆畢業生,後來長年在學校任教;杉山龍則在數十年後畢業於千葉大學園藝學部。[4]

兩人沒有直接的師生關係。不過,杉山龍在千葉大學的一位教授曾受教於森歡之助,杉山龍自己也稱森為千葉大學的「大前輩」。若從造園教育的系譜來看,杉山龍可說是森歡之助的再傳後學。[1][2]

森歡之助在 1959 年來到溫哥華,花了十四個月主持這座庭園的設計與建造;半個世紀後,另一位來自千葉大學的造園專業者,在同一座庭園裡繼續判斷植物應該如何生長、哪些空間需要保留。[4]

這條師承的線,竟在太平洋另一端,與前人留下的庭園重新接在了一起。

若說 foster 描述的是培育一座仍在生長的庭園,那麼,對這樣一座承載歷史與文化的庭園,我覺得 stewardship 更能說明其中跨越世代的責任。一代人暫時承接它,理解前人的設計,負責照護與判斷,再把它交給後來的人。

修剪的是樹,維持的是空間

植物不會停在庭園完工的那一天。

樹冠逐年變厚,原本望向水面的視線可能被遮住;枝葉向外伸展,路徑上的光線與明暗也會改變。灌木長高以後,石組逐漸退入枝葉;池岸失去原來的輪廓,水面、石頭與陸地之間的關係也會跟著模糊。

一棵樹可以生長得很健康,庭園卻可能慢慢失去原來的設計。

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位於溫哥華,當地的雨量、修剪季節與植物生長速度都和日本不同。杉山龍因此不能機械地沿用日本的管理方式。他修剪枝葉時,考慮的是如何留出空氣、光線與移動需要的空間,最後仍讓庭園呈現自然生長的感覺。[2]

日本庭園對樹木修剪的要求尤其高。樹形經過人的處理,仍要保有自然感;每一棵樹的高度、疏密與枝條方向,也必須放回整座庭園裡判斷。

剪去一根枝條之前,庭師要判斷:留下它會遮住什麼,剪去它又會改變什麼。光線與視野的變化,以及樹木與石組、水面、建築之間的比例,都在考量之中。今天留下或剪除的枝條,還會影響幾年後的生長。

庭園如何作用於人

杉山龍後來寄給我的研究,讓我更進一步理解,庭園如何影響人的觀看、感受與身體反應。

這項研究由杉山龍與其他研究者共同進行,比較日本與加拿大大學生觀看三種庭園形式時的反應:景觀式庭園、日本庭園與建築式庭園。研究者記錄眼球移動、心率變異,以及觀看後的主觀感受。[5]

結果顯示,不同庭園會引起不同的觀看方式與生理反應。日本庭園帶來較多視線停留;景觀式庭園則呈現較高的副交感神經活動,也較常被認為接近自然。參與者的文化背景,同樣會影響他們如何觀看與感受庭園。

這份研究的意義不在於替各種庭園排出高下。它顯示,庭園的空間構成會影響人的視線,也可能在身體與情緒上留下反應。

這也讓我想到,庭園與健康之間的關係,或許不只是「人在綠地裡心情比較好」這麼簡單。庭園的構成會引導視線如何移動、在哪裡停留;觀看方式不同,身體與情緒的反應也可能不同。

2025 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,又比較了京都無鄰菴與一座具有相似元素、但整體構成與維護狀態較弱的庭園。參與者觀看無鄰菴時,視線移動的範圍較廣、速度較快,脈搏下降與情緒改善也較明顯。研究者認為,庭園元素的整體構成與維護狀態,會共同影響觀看者的反應。[6]

原始設計與後來維護本來就很難完全分開。觀看者面對的,是兩者經過多年共同形成的庭園。

設計安排了樹木、水面、石組、道路與建築之間的關係;維護決定多年以後,這些關係是否仍然存在。

我們容易把庭園維護看成外觀上的整理,卻較少想到,枝葉的疏密、視線的開合,也會影響人在其中的感受。

設計時,就要看見多年以後

重森千青為我們設計庭園時,也反覆考慮樹木多年以後的樣子。

他會把樹木的生長速度,以及多年後可能形成的樹形,一起納入考量,再決定樹種與位置。[3]

庭園完工時,許多樹木還沒有長成。作庭家面對的並非種下去那一刻的大小,也要預想五年、十年以後,樹木與建築、石組、道路及光線會形成什麼關係。

有些庭園真正成熟的樣子,要多年以後才會出現。

設計者預想植物將如何生長;庭師則在生長真正發生以後,一次次作出調整。維護因此成為設計在時間裡的延續。

一座庭園還需要長期承擔

我去六義園時,也曾想到,眼前這座庭園經歷的時間,遠遠超過任何一位設計者或主人的一生。

六義園是東京代表性的江戶大名庭園。它由柳澤吉保在十七世紀末主持建造,花了七年在平坦的土地上掘池築山,形成一座以和歌名勝為意境的回遊式築山泉水庭園。它與小石川後樂園並稱「江戶二大庭園」,今天被指定為日本國家特別名勝。[7]

到了明治初期,六義園一度荒廢。岩崎彌太郎於 1878 年買下六義園後,岩崎家展開大規模整備,重新將水引入池泉;彌太郎去世後,岩崎彌之助與岩崎久彌繼續工程,從山林移植數萬株樹木,從各地運入庭石,並興建多座茶屋。

直到 1938 年捐給東京市,岩崎家持有、整備與守護六義園前後達六十年。[7]

今天看到的六義園,經過幾個世代持續投入時間、人力與資源,才得以保存下來。

六義園的經歷也說明,即使是重要的名園,一旦長期失去照護,同樣會走向荒廢;一座庭園之所以能留下來,是因為後來仍有人願意承接它。

另一座我曾親自走訪的庭園,是西雅圖附近 Bainbridge Island 的 Bloedel Reserve。

這片大型庭園與林地曾於 1970 年交給華盛頓大學,後來再由為長期管理而成立的非營利組織 Arbor Fund 接手。走在那片廣大的森林、草地、水池與庭園之間,很容易理解,長期照顧這樣的地方,需要一個完整的組織。[8]

Bloedel Reserve 持續記錄植物收藏的來源、位置、健康與歷年變動,讓人員更替後的管理者仍能根據長期資料作出判斷。[8] 這些遊客幾乎看不見的紀錄,也讓庭園的過去成為後來照護它的依據。

六義園與 Bloedel Reserve 的規模遠超一般住宅庭園,兩者不能直接相比。它們只是把同一件事放大得很清楚:庭園不會自行保存。長期存在需要專業的人、足夠的時間,也需要能夠持續支持這些工作的資源與制度。

後來仍然有人看得懂它

我們走進一座庭園,通常記得設計者,也記得眼前的池水、樹木與石頭。很少有人想到,在完工多年以後,仍有人每天觀察枝葉的生長、光線的變化,以及每一次修剪可能帶來的結果。

這些工作做得愈好,往往愈不容易被看見。

遊客只會覺得庭園本來就是這個樣子,不會察覺每一處看似自然的景象,背後都經過長期而細微的判斷。

杉山龍所做的,也不只是維持庭園整齊。他要理解森歡之助當初為什麼如此設計,判斷日本的技術到了加拿大應該如何調整,帶領學生學習日本庭園的維護,也透過研究理解庭園如何影響人的觀看與感受。

森歡之助建園時,曾把施工與日後養護的技術教給協助他的當地日裔加拿大園藝師。[4] 杉山龍在後續的通信裡,也曾告訴我,他會帶 UBC 的學生學習如何整理庭園,以及如何修剪日本庭園。[3]

一座庭園若只有一個人看得懂,仍然十分脆弱。技術與判斷需要被教導,也需要有人在實際工作中慢慢學會。

這是一種需要高度專業、長期耐心與責任感的工作。它很少站在聚光燈下,卻決定了一座庭園多年以後,是否還能保有原來的性格。

資料來源與寫作註記

  1. 杉山龍的學歷、庭園 curator 的職責、2010 年接任,以及他稱森歡之助為千葉大學「大前輩」,見千葉大學 Chibadai Press 第 43 號↩1 ↩2 ↩3
  2. 杉山龍的教育脈絡、2010 年接任,以及在溫哥華調整修剪方式的說法,見 UBC News 〈Nitobe Memorial Garden: A garden that bridges worlds〉↩1 ↩2 ↩3
  3. 初次見面、後續通信、杉山龍使用 foster 一詞、他帶 UBC 學生學習庭園整理與日本庭園修剪,以及重森千青設計作者庭園時的考量,來自作者親身經驗與直接往來。Stewardship 是作者用來理解這份工作的詞。 ↩1 ↩2 ↩3
  4. 森歡之助為千葉高等園藝學校第三屆畢業生、長年任教,以及 1959 至 1960 年主持新渡戶稻造紀念庭園設計與施工,見千葉大學園藝學部同窗會二葉會 〈森歓之助先生と新渡戸稲造記念庭園〉。1959 年抵達、十四個月的設計建造、當地日裔加拿大園藝師的協助,以及他傳授施工與維護技術的記載,見 UBC Botanical Garden 〈History of the Garden〉↩1 ↩2 ↩3 ↩4
  5. Mohamed Elsadek, Minkai Sun, Ryo Sugiyama, and Eijiro Fujii, “Cross-cultural comparison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different garden styles,” Urban Forestry & Urban Greening 38 (2019): 74–83。研究共有 57 位日本與加拿大大學生,在溫哥華三座不同形式的庭園進行。摘要區分視線停留的次數與每次停留的時間;本文的「較多視線停留」指前者,並非每次停留的時間較長。
  6. Seiko Goto et al., “Eye movement patterns drive stress reduction during Japanese garden viewing,”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9 (2025)。研究比較無鄰菴與京都大學校園內庭園,共 16 位大學生。作者在討論中列有樣本數與受試者同質性等限制。
  7. 六義園的建造背景、1938 年捐給東京市,以及特別名勝指定,見 東京都公園協會|六義園。明治初期荒廢、1878 年岩崎彌太郎取得、引水、彌之助與久彌接續整備、移植數萬株樹木與興建茶屋,見東京都建設局 《東京都における文化財庭園の保存活用計画(六義園)》「Ⅲ 岩崎家時代」,頁 17–18。「六十年」依 1878 至 1938 年計算。 ↩1 ↩2
  8. Bloedel Reserve 的土地移轉與 Arbor Fund 背景,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/ Archives West|Arbor Fund records;植物收藏的長期紀錄,見 Bloedel Reserve 〈The Living Record: How Bloedel Reserve Documents Its Collections〉↩1 ↩2